今年11月，德勤在报告中还将BitPay列入北美500强科技公司名单。

　　电话终于浮夸地响了起来。高晓松接通电话，第一次听到朴树的声音，“我叫濮树，我想卖歌。”

　　高晓松把朴树约到了一个小树林细谈，“你既然想要卖歌，就先唱几首呗。”朴树连唱两首，高晓松大为动容，他问朴树，“你唱得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卖歌啊？自己唱多好，你形象又那么好。”

　　朴树回答很直白：“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，我只想卖歌赚钱，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，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。”

　　高晓松感觉朴树说话比自己还没谱，对他的兴趣变本加厉：“就算音乐圈里白痴多，但也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，比如我。你的专辑就交给我来做吧。”

　　朴树成为了麦田音乐第一个签约歌手，随后麦田又签了叶蓓、尹吾。高晓松在《如丧》一书中这样形容麦田当时的光辉岁月：“在疯狂晕眩的世纪末安静地弹琴唱歌的麦田音乐，我们的，骄傲的，麦田音乐。”

　　他对当年麦田创立的回忆中，总是充满肉麻的诗意和疯狂的北京俚语。只有这段话，他多少有些克制。

　　在北京亚运村的一间小办公室里，高晓松和宋柯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浪漫主义创业激情中。当时公司电话费的90%都是大家的午夜爱情长途账单；在公司厨房开办小饭桌，和乐评人、发行商打成一片；每天收到全国寄来的上百封手写信件。高晓松感性，宋柯沉稳，他们的朋友、同事、前同事，无人提及两人有任何细微的相似性。

　　在年轻时所有能记住的梦里，高晓松总握着一把假枪，碰到敌人就落荒而逃，但跑也跑不快，最后只能无数次地装死，然后悲伤醒来。

　　在第一本书《画在墙上的脸》中，高晓松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并不自信。

　　宋柯是他创业路上的那把“真枪”，无论走到哪，只要一提到宋柯，他就得把宋柯在清华的伟岸形象歌颂一番。而每次有记者采访宋柯，问他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风光，他就三番五次地解释，称高晓松的很多描述是戏剧化的，他说的一些场景确实存在，但剧情被夸大了。

　　“但晓松是我的贵人。”宋柯的音乐事业，完全是在高晓松的谋划中亦步亦趋。

　　当年做麦田音乐的时机，也许并不明智。

　　高晓松和宋柯在1996年成立麦田，对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他们似乎并没有看明白，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参考意义。他们当时觉得，就算有盗版，只要制作、批发、零售体系的利益分配合理，麦田一样能赚钱。

　　这是两人在创业道路上，第一次对未来的盲目自信。

　　但从音乐水准上，麦田有能吹的资本。麦田独立运作四年，发行了高晓松的《青春无悔》、朴树的《我去2000年》，以及达达乐队和叶蓓的唱片，每一张都在水准之上。但盗版让很多努力变得白费。有三个月的时间，麦田发不出工资，好在宋柯打麻将技术精湛，在牌桌上把公司拉出了鬼门关。